来源:《瞭望东方周刊》文/陈昀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研究馆员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抗疫尚且不是容易的事,古人如何应对疫情?其实,古人面对疫情也颇有一套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 殷王武丁贞问妇婡患疾刻辞卜甲,故宫博物院藏殷商人占卜:殷王的名婡之妇是否不会有疾病几千年来,人们对各种瘟疫的抗击始终没有间断,其中隔离传染源、施救有效药物、保持环境卫生、佩戴口罩等,都是疫情防控直接有效的措施中国传统医学经典的《黄帝内经》提到,抗御“疫疬”入侵的同时很重要的是“避其毒气”,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医认为:“肺朝百脉,司呼吸”,“肺开窍于鼻”,鼻是人体重要门户“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温热传染病最先侵犯呼吸系统《黄帝内经》并记录了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提出人们应该在发病之前加强预防,或者在发病早期及早治疗,治疗后防止复发 明嘉靖二十九年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甘肃省图书馆藏《黄帝内经》提出对瘟疫要早发现早治疗,治疗后防止复发一、“舍空邸第”,强制隔离隔离是阻断疫情扩散最有效最基本的手段,这种方法自古有之我国秦朝就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根据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疠来诣’讯丙,辞曰:‘以三岁时病疕,眉突,不可知,其可病,无它坐’令医丁诊之”就是说:乡里如果出现了疑似的传染病病例,典甲(典甲,相当于现在的乡长)有责任调查和迅速上报,朝廷根据疫情派医生检查治疗,三岁的小孩也不能忽视,并对相关人员采取隔离措施《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中,首次出现“疠所”一词“疠所”就是隔离区《睡虎地秦简·毒言》还记载,知情者和家人应主动断绝与“毒言”者接触,不与患者一起饮食,不用同一器皿到了汉代隔离治疗更加完善,《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南北朝时期,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在盛唐时期,官办医疗机构更加发达,朝廷设有养病坊,在各州府也设置有类似机构,负责各地医事管理和疾病诊疗,当大的疫情发生时,也承担临时性收容和隔离救治任务后来宋朝的将理院、元朝的广惠司、明朝的惠民药局等,都是样承担隔离治疗的官办医疗机构明朝时,各州、府、县普遍设立惠民药局,抵御重大疫病的能力大为增强一旦出现疫死者,尸体作为主要传染源,该作何处理呢?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以防止疾疫传染 睡虎地秦简,湖北省博物馆藏1975年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竹简记载,若发现有人感染瘟疫,必须主动保持距离并第一时间向官府报告,患者一旦被官方确诊后,会被强制隔离,关进特殊的地方,称之为“疠迁所敦煌莫高窟北周-290窟窟顶-人字坡西坡-佛传故事:掷象壁画描述了为了防止爆发瘟疫,太子悉达多把死去的大象举起丢到城外二、“浓煮热呷”,药物救治面对疫情,有效的药物必不可少东汉末年,张仲景著就《伤寒杂病论》一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中医所说的伤寒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 个,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疽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括萎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古代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还有不少,其中有些药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继承如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现在许多仍然在应用的中医救疫名方,如吴又可的达原饮、叶天士与吴鞠通的银翘散、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杨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创制的解毒活血汤等 西汉帛书《五十二病方》,湖南博物馆藏1973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是迄今所见最早、最完整的古医方专著全书达一万字,抄录于高约24厘米、长450厘米的长卷之后它详细记载了医方283个,药名254种,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和五官科等103种疾病的治疗医方帛书所记的医方中,均以用药为主,包括外用、内服等法,此外还有灸、砭、熨、熏等多种外治法及若干祝由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西汉初期以前的临床医学和方药学发展的水平西汉金医针,河北博物馆藏1968 年河北满城陵山一号汉墓出土,针灸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它通过经络、腧穴的传导作用,以及应用一定的操作法,来治疗疾病,在汉代已形成了完整的灸法治疗系统三、“洒扫火燎”,环境净化保持环境卫生,对于防疫是至关重要的我国很早就重视环境卫生,在最早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寇扫”(大扫除)的记载,《礼记》、《治家格言》、《周书秘奥造册经》中均强调了要保持居室清洁卫生的习惯,同时指出屋宇干净就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我国古代传统防疫的方法之一是熏烟蒸洗熏烟防疫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周礼·秋官》记载有用莽草、嘉草等烧熏驱蛊防病的方法,“凡驱蛊,则令之”;“除毒盅,以嘉草攻之”;“除蠹物,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而根据出土的竹简我们可以看到,秦时期,凡入城秦国,其车乘和马具都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一幅“殷人洒扫火燎防疫图”,描述了殷商时代以火燎、烟薰方法来杀虫、防疫的情景两汉时期是古代瘟疫记录最多的时期,《博物志》中特别讲到有一次长安大疫,宫中皆疫病,汉武帝焚烧弱水西国所贡香丸一枚“以辟疫气”,“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由不歇”西汉鎏银骑兽人物博山炉,河北博物馆藏1968年,河北满城陵山二号汉墓发掘出土,在西汉人们喜爱焚香熏烟,来净化环境,养生祛病西汉绮地“信期绣”香囊,湖南省博物馆藏1972年马王堆一号墓出土,为西汉贵妇随身携带的香袋当时人们用香料以辟邪、避虫叮咬、祛恶、避秽等,这些香料多被装在身边携带的香囊内《伤寒杂病论》中就详细论述了多种传染性疾病在不同时期的各种治疗方法,熏香便是其中的一种防抗和辅助疗法之一使用以具有芳香气味的中药组方,可达到预防呼吸道疾病和治疗疾病的目的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宫廷还是百姓生活中,熏香成了各种史料和医药典集中最为常见的驱瘟防疫的方法空气消毒药方的出现则在晋代,东晋医家葛洪(283-343年)提出了中国古代最早的空气消毒药方他认为通过熏烧药物的方式,可以预防疫病“《肘后备急方》首先提出了空气消毒法:用以雄黄、雌黄、朱砂等为主的空气消毒药物制成太乙流金方,虎头杀鬼方等预防传染病的方剂……”其后,唐代孙思邈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防疫方法明代李时珍常使用蒸汽消毒法,这个方法在清代也有记载,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清莲头香,故宫博物院藏莲头香,清晚期,径21.5厘米,高12.5厘米清宫盛行用香,香的种类繁多,诸如沉香、降香、白檀香、严露香、四色香、莲头香等,用来祛秽疗疾、颐养身心四、“恐气触人”,佩戴口罩佩戴口罩能阻挡细菌、病毒、灰尘和有害气体侵害与传染,而且简便易行古时候,宫廷里的人为了防止粉尘和口气污染而开始用丝巾遮盖口鼻,如《礼疏》载:“掩口,恐气触人”《孟子·离娄》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用手或袖捂鼻子是很不卫生的,也不方便做其他事情,后来有人就用一块绢布来蒙口鼻在中国,3—8 世纪时流行一种叫做羃䍦(milí)的出行帽子,主要用来遮蔽容貌及身体,以避免路人窥视,文字记载最早出现于晋代,流行初期男女均可以穿戴,到了隋唐时主要为妇女使用唐代从武则天统治时期开始,妇人出行开始使用帷帽帷帽是克服了羃䍦的繁冗而流行起来的,具有短小、轻便的特点,长仅至颈部,面部也能稍微显露,帷帽的帽裙由纱网制成,不仅具有透视的功能,还可是遮阳蔽沙,且具有卫生防护效果唐燕妃墓捧帷帽侍女壁画,昭陵博物馆藏1990年,唐太宗的妃子燕氏的墓室被清理出来,墓室壁画中,宫女手中所捧的帷帽垂挂着一圈长丝穗,形成一道薄幕,有一定卫生防护功能唐彩绘戴帷帽女陶俑,吐鲁番博物馆藏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彩绘陶俑中有戴帷帽的妇女形象,其中一尊骑马女俑的帷帽用泥制,外表涂黑,以方孔纱作帷,帷裙垂至颈部帷帽帽体用皮革、毛毡或竹藤编织,外覆黑色纱罗等物,能防风沙宋代宋慈《洗冤集录》记载:用麻油涂鼻,或作纸摅子油,塞两鼻孔;仍以生姜小块置口内遇检,切用猛闭口恐秽气冲入这是讲验尸官验尸时必须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书中记载的方法与现代医用口罩防护观念相同,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记述他生活在中国十七年的见闻其中有一条:“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这样蒙口鼻的绢布,也就是原始的口罩五代胡環番骑图,故宫博物院藏五代胡環番骑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画作描绘了边塞人、马、骆驼行走的的场面,画中妇女头戴的是元代蒙古人特有的姑姑冠,面带口罩类物品画风粗简圆厚,设色简淡淳朴元白色马尾环编鸾凤戏莲纹口罩类丝织物,河北省隆化县民族博物馆藏1999年1月隆化县元代窖藏出土明代中国医学思想的进步体现之一就是温病理论的逐步成熟,口鼻传病观念明确化,明代医学家万全《万氏医书》提出用雄黄点入鼻窍,阻隔疫病于口鼻之外这不是口罩,但意识到了呼吸传染明末大鼠疫中,吴又可在六淫之外,提出杂气(戾气)致病说,突破了先人成说吴提出戾气自口鼻进入人体,对鼠疫防范提供了可操作的规范明绣帕,松滋市博物馆藏手帕在古代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用品和饰品,成为服饰文化中的重要角色,不仅能擦拭脏物,需要时也能蒙遮口鼻清口罩类丝织品,新疆龟兹博物馆藏1910年-1911年我国东北大鼠疫中,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坚持认为这场鼠疫不是腺鼠疫,而是肺鼠疫,可通过呼吸传染,人际传播是目前传播的主要渠道所以他大规模开展了隔离防疫,并且强制要求佩戴口罩他制作了由两层纱布包裹着一块宽6英寸4英寸的长方形吸水棉而制成的“伍氏口罩”,防疫效果明显1910-1911鼠疫历史照片,戴口罩的正面与侧面照照片来自香港大学图书馆中华民国哈尔滨鼠疫防疫证,哈尔滨市南岗博物馆藏20世纪30年代,薄纱口罩的变种出现了,橡胶、蜡纸、玻璃纸等都被引进到用材中来,它们中的一些能够提供更好的过滤作用20世纪50年代,整套无菌手术制度确立,口罩的设计越发科学,兼有过滤和偏向的功能,刷手、无菌衣帽、口罩、手套、无菌环境共同组成了无菌手术室“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这些文物见证古人疫情防控的历史,承载着先人防疫治病的丰厚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通过这些文物,我们应以物见史,以物育人,更应以史为鉴,以史资政,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防疫智慧,为人类抗击疫情,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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